发布者：上海翻译公司 发布时间：2012-7-10

　　翻译伦理的根本问题是译者对翻译所涉及的各方的责任问题，其中包含追求“真理”与“可靠／信任”的问题。各种伦理模式都包含追求“真理”的成分，虽然体现方式不同。真理与信任令人想到严复的“信”。它既反映一个文本关系，又包含“不欺”读者的意思。真理的客观性应该最强，但是具体翻译能否反映出全部真理（文本形式、内容、作者意图、传意功能，此外还有文清晰程度以及读者理解程度、接受程度）与可译性紧密相连。考虑翻译伦理不可不看可译度的问题。

　　然翻译无法客观反映全部真理，译者的主观选择也就不可避免。如果从文本功能角度来看的话，可译度因文本类型而异，一般来说，文文本可译度最低，译者的主观选择就最多，所以涉及伦理问题最多，讨论也比较集中于文学文本。施莱尔马赫、贝尔曼、韦努蒂谈的都是文翻译。就是说，文本类型仍然很重要，文学翻译、实用翻译在作用和影响方面到底不同，译文读者和原作者的态度也绝不一样（见下文例子）。切斯特曼讲的“道德责任”应包括“信任”或译者的“可信度”。诺德的“忠诚”以及切斯特曼说的“规范的伦理”都和“信任”有关。这里的信任反映在读者的期待上。和读者的期待相符就容易取得信任。另一个与信任相关的伦理概念是“透明”(visibility)，指译者在翻译目的、翻译方法方面对涉及的各方人士的交代。透明度越高，就越可信。诺德在她的《圣经》翻译里遵循的就是透明的原则。贝尔曼也持同样观点，他认为，只要说清楚，译者不论怎样做都符合伦理标准。

　　看几个实例，都是对原文作出改动的例子。

　　例1．中国大陆上市公司的年报在香港译成英语，译者根据这类文本的国际惯例，对原文作出修正，初稿寄回去后，再寄回来的第二稿，译者发现，作者（公司）不但没有对改动提出异议，而且根据译者的改动，修订了原文。

　　例2．金庸的《鹿鼎记》，译者闽福德(JohnMinford)不仅改扬州为杭州，而且对其它内容改动也很大。

　　例3． 贾平凹的《浮躁》的英译本由美国石资助出版，但是公司提出小说过长，要求译者葛浩文(Howard Goldblatt)删节。译者照做，作者也没有提出抗议。

　　现在用上面提到的几种伦理模式考虑这几个例子。

　　例1，公司年报，这种译文直接影响原文、改变原文的例子不多见。从译者的专业角度看，千龇“改进”了年报语言的质量，使它符合国际惯例，实现了译本目的。从作者（公司）角度看，译文提高了作者的地位（公司形象）。读者当然会更直接了解年报的内容。这个皆大欢喜的例子正姆的“传意的伦理”。这类实用文本的翻译涉及真正作者的利益并不多，因为作者多是匿名的，也可以说，作者代表的就是翻译发起人（公司）的利益。

　　例2，《鹿鼎记》作者的态度呢？译者对原文的改动当然是经过作者同意的。译者在汉学界地位保证了译本的接受（甚至销量）。译作对作者来说，提高了作者在英语世界的知名度，可以说双方得益。

　　例3， 贾平凹的《浮躁》和金庸《鹿鼎记》的子相似，表面上赞助人、译者、作者以及读者几方的利益都照顾到了（赞助人提出删节译本主要是出于对读者的考虑 当然和读者直接相关的是销量），但是作者的利益真正得到尊重了吗？例2和例3中，作者真的心甘情愿接受这些改动吗？例4，昆德拉对译本的批评可能代表一音阻甚至大部分作者的反应。很明显，昆德拉在文学界的地位使他能够站出来，公开批评译者。

　　用“再现的伦理”来衡量，这些译文都不是对等再现，译者也都没有“尽力”做到“再现”他们的做法也不“透明”，即使读者受了骗也不知情。在服务方面，可以说都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目标读者或赞助人的要求，对原文作了适当的改动和调整（并非是可译性的问题），但作者的反应也不同。从译者主观愿望来说，都可以说要“改进”原文以促进原作者与目标语读者的交流（皮姆：传意），但是交流的效果是否达到皮姆说的“跨文化互惠”却很难检验；同时施莱尔马赫描述的“不愉快的中间地带”有时仍然不甚愉快，除了第一例）译者都没有超越他的“民族利益”。如果用“规范的伦理”来衡量，最多也只能说符，目标语的翻译规范，包括读者的期待。

　　笔者要提出的伦理概念是“可信／可靠”( trustworthiness)，与此相关的是“平等”和“尊重”。后殖民主义、女性主义讲的就是一种“平等”。读者通常相信译者，很多读者认为译文等重医附一院不孕不育同于原文，这对译者的“责任心”是个考验，有的译者能够赢得读者的“尊重”。“尊重”也包含者对原文（作者）、对用户的尊重。

　　翻译是面向“他者”的，翻译的态度是对他者的态度。与此相对的可以用鲁迅的“拿来主义”来说明，就是“他者”是为我所用、为我服争的。翻译在操作层面的伦理，从现代观点来看，归根结底是对他者的伦理，即如何对待外的、异质的，特别是弱势文化的事物。“把他 [8者当作他者来承认和接受。”翻译主要是“对外”的，译者对作者有什么责任，这个责任在翻译时占多大比重？贝尔曼说，“翻译是一个显示我们与他者的整个关系的过程”(Berman: 180)。闽福德、葛浩文等译者为作者提高了国际声誉，各方（作者、译者、读者、出版者）得益（服务的伦理），但并非所有作者都支持译者“提高”自己作品的“可读性”，如昆德拉和克林顿夫人对译者或出版社的抗议。

　　描写翻译研究，尤其是图里，过分强调或只关心译文在目标语文化中的功能、影响以及价值，当然包括道德价值，而完全不看译者对原 {文作者的责任。功能主义也把译文的功能摆在第一位，这样，译者的责任主要是对目标语言、文化而言。其责任在读者、委托人。那么译者对作者的责任如何实现呢？

　　在这几个例子里，我们明显看到，译者和作者的地位、源语文化和目标语文化的关系至为重要，看到作者和译者地位的较量，主导文化和边缘文化力量的对抗。译者的策略有助译本 [的发行，他们考虑的有的是读者，有的是赞助人，他们对原文的改动可以看成是对原文的“改进”，对一些作者来说，通过译者的努力，打人了国外市场，译者“帮了大忙”，作南京新协和治不孕不育好吗者不但不反对，反而乐于接受（有的可能是不无遗憾地接）。但并非所有矽作者都乐于接受：昆德拉公开反对，克林顿夫人要求收回已发行的译本。

　　我们本来讨论的是伦理，却又回到了语言文化中的权力关系。是笔者把讨论引向权力斗争，还是后现代的一些观念把笔者领到权力斗争，还是哪里出现了循环论证，还不敢肯定。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，正是各语言文化之间的不平等，才使得翻译伦理格试管移植后胚胎游走图外重要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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